“智慧城市”是一個與現代通訊技術幾乎同步誕生的新名詞。2007年，蘋果公司發布了被認為是全球第一款實用智能手機的iPhone。2008年11月6日，美國IBM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彭明盛在紐約市外交關系委員會發表關于“智慧地球：下一代的領導議程”的演講，提出了“智慧城市”這個詞語。實際上，最早的“智慧城市”建設可以上溯到1992年新加坡的“智慧島”計劃。

新的名詞在不同語境之下的含義各有不同。例如，最早的“智慧城市”僅僅意味著城市管理的信息化，即數據上網。但近年來隨著移動互聯網的高速發展，“智慧城市”才開始進入數據化和智能化階段。2014年中國發改委等八部委印發的《關于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》對智慧城市作出定義：“智慧城市是運用物聯網、云計算、大數據、空間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術，促進城市規劃、建設、管理和服務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。”

中國從2012年就開始有地方政府致力于建設“智慧城市”。在發改委等官方政策覆蓋下，全國“智慧城市”建設迅速展開。到2019年1月，全中國有超過500座城市正在準備或者正在建設“智慧城市”。而在此次疫情防控過程中，“智慧城市”是否發揮應該的作用，又存在哪些短板，也都成為業內外人們關注的一個焦點。

疫情考驗下的“智慧城市”

毫無疑問，2020年1月中國突發的新冠肺炎疫情，對全國“智慧城市”建設是一場大考。各個地區交上來的答卷成績不一，但可以看到“智慧城市”發揮了很大的作用。公共健康事件考驗著城市治理水平。在疫情中，“智慧城市”在搜集信息、反饋處理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。例如，針對交通出行的大數據得到了較為高效的處理，使人員在全國范圍內的流動得到了監控，對除湖北外的各省市監控疫情發揮了很大作用。在物資分配上實現了較為有效的調度，大體上避免了醫療物資分配嚴重不足和民眾基本生活物資出現短缺。

能夠取得這些相關的成就，主要跟“智慧城市”引入大數據、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有關。各個行政部門通過將原始數據數字化，然后以云計算和人工智能進行最優處理，再以網格化社區管理觸達相關機構和市民。這一套系統通過信息分析，對整個城市管理系統進行統籌安排，大大提升了效率和反應速度。本次疫情中，在原有的城市大腦和城市數據平臺的基礎上，很多城市開發了專門的疫情數據平臺模塊，對各部門的數據進行整合分析，為應對疫情決策提供了良好的支持。大疫期間，全國經濟活動雖然處于暫停狀態，但各個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務并未停止，全國交通仍在順暢運行，這跟“智慧城市”在全國各個城市鋪開建設有一定的關系。

疫情之下的“智慧城市”還需“更智能”

企業通過“智慧城市”參與城市治理的深度，通過本次疫情得到了推動。一些互聯網和物流企業，如阿里巴巴、順豐、騰訊和華為等，自身就有非常出色的數據和數據處理能力，與“智慧城市”對接后，能夠比官方機構做出更快和更有效的反應。另外，智能制造在這次疫情的推動下應用上了一個臺階，除了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仍開工生產醫療物資外，在自動配送等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。

“重硬件輕運營”的模式

但是，疫情也暴露出“智慧城市”不少問題。

“智慧城市”概念的推出，受官方政策驅動的因素較多。政府此舉固然有在城市治理中降成本提效率的考慮，但在推動“智慧城市”落地時考慮得更多的是整個硬件體系的搭建。投資下去了，數據中心建了起來，服務器有了，云計算能力具備了。整個硬件體系容易量化，很容易在評估中體現自身價值。

但“智慧城市”的另一面是運營，即如何維持整個硬件系統高效運轉。這還需要“智慧城市”的管理者提供治理業務服務和運營，即所謂政務平臺。而在這一領域平時很難予以績效衡量。于是，“智慧城市”很容易出現重硬件輕運營的情況。2019年武漢開發區智慧城市建設以“爛尾”收場，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采購了足夠的硬件，但最終因運營效率低下，導致設備與運行不匹配。

與此同時，“智慧城市”容易表現出設計上的僵化：能夠應對常規的情況，但缺乏自我調整的能力。一場特大暴雨災害可以通過天氣預報實現做好準備，各方都有條不紊地趕在最后期限來臨前完成準備即可，且自然災害時間上有一個期限，只要度過這個期限一切都會好轉。但是對于本次突發的公共衛生問題，因其涉及的方方面面太多，從智慧醫療到智慧交通和智慧社區，跨領域不但寬，各個運營團隊的目標不一致，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現混亂。

在這個問題上全國似乎還缺乏頂層設計，這固然是因為中國國土遼闊，城市差異性太大而導致統一標準缺乏，從另一角度說，自上而下的“智慧城市”設計缺乏社區的有效反饋，使整個“智慧城市”的反饋機制效率不高。運營經驗不足，在本次疫情中也得到了較為突出的反映。在這個問題上，企業的介入對于發揮“智慧城市”基礎設施的作用有很大幫助。例如，支付寶在“智慧城市”的大數據基礎上開發的健康碼，成為疫情發生時社區管理的標配。政府和企業之間，還有更多的合作空間。

“數據孤島”還未打破

“智慧城市”的一大特點就是數據的集成，避免各個部門各自為政形成“數據孤島”。從本次疫情來看，“數據孤島”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改進。例如，物流需要和交通的數據進一步打通，社區管理要和醫療體系匹配。但在疫情剛剛發生時，數據的集成問題顯然還有很多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我國許多“智慧城市”目前僅僅還處于數據化階段，能夠對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，但針對數據分析結果而進行的決策和執行能力還不足，“智能化”程度還需提升。

“數據孤島”之所以存在，很大程度上涉及到數據安全。大量的居民、企事業機構的數據上云，使其安全性、實時性和兼容性被提到了極為重要的高度。打通“數據孤島”，則要求以及時，受保護和負擔得起的方式促進業務關鍵型數據的可訪問性，這就是“數據即服務”(DaaS)的概念。但是從現實操作來看，數據的共享情況在疫情中表現不佳，不但增加了疫情管理的復雜程度，也使社區和基層管理人員疲于奔命。但就全國DaaS的研發應用來看，目前僅有2017年由神州控股研發的“燕云DaaS”系統在部分“智慧城市”項目中獲得應用。在數據共享方面，相關企業還有一個藍海市場可以開發。

在未來一段時間里，“智慧城市”的建設不僅要注重包括硬件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，還需要重點關注以下一些方面的工作：首先是各個政府機構需要培養出一支有能力的“智慧城市”運營隊伍，以提升公共服務的管理水平，提升“智慧城市”硬件的應用效率;其次是與企業和用戶強化互動，推動企業成為政府決策的實施者，在應急管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;第三則是需要打通各個數據關口，實現數據更好的分析和共享。

此外，再出色的“智慧城市”，都是經過人的大腦設計運行的。如果人自身沒有良好的理念、經驗以及合作的心態，設計得再出色的“智慧城市”也都有可能幫倒忙。